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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天

找到人类现存第一部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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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天:自称找到人类现存第一部书的人。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深圳商报记者、财经作者。著有《郭台铭与富士康》等20余部专著。原创文字“手抄报”微信公众订阅号为:shouchaobao1,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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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北大讲点文史哲(二)  

2012-09-05 20:02:14|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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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北大讲点文史哲(二)
管子的哲学思想
徐明天


《管子》是人类遗传下来的第一部著作,管子是人类第一位思想家。
管子到底有什么样的哲学思想?
经过研究,我认为管子在以下方面处于人类思想的顶端。
一、解释“易”
毫不客气地说,“易”,是中国哲学之源,也是世界哲学之源,它隐藏人类和世界起源的密码,也演绎着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易”是天书,读懂它也需要万年一遇的天才。
“昔人之受命者,龙龟假,河出图,雒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见有者。虽曰天命,无乃失诸乎?”(《管子·小匡》)齐桓公询问三代受命时,管子讲了“易”的起源和演变过程。《管子轻重戊》也说:“虑戏作,造六法以迎阴阳,作九九之数以合天道,而天下化之。......殷人之王,立皂牢,服牛马,以为民利,而天下化之。周人之王循六法,合阴阳而天下化之”。也是讲述“易”的演变过程。
传说在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伏羲因此画出了“先天八卦”。殷商末年,周文王被囚禁在羑,又根据伏羲的“先天八卦”演绎出了“后天八卦”,也就是“文王八卦”,并进一步推演出了六十四卦,并作卦辞和爻辞。 
管子的时候,“易”还只有伏羲八卦和文王八卦。百年之后才有了《易经》。正统说法,《易经》中的“传”是孔子整理,但诸子百家当中,孔子《论语》中“易”的内容很少,并且多有与“易”相悖之处。“易”的灵魂是变化,而孔子主张回到过去,与“易”的精神背道而驰。
八卦:我国古代的一套有象征意义的符号。用“一”代表阳,用“--”代表阴,用二个这样的符号,组成八种形式,叫做八卦。八卦的八组符号代表着万物不同的性质。据《说卦》的解释:“乾,健也;坤,顺也;震,动也;巽,入也;坎,陷也;离,丽也;艮(,止也;兑,悦也。” 这八种性质又可以用“天、地、雷、风、水、火、山、泽”的特征来表示。即:乾代表天,坤代表地,震代表雷,巽代表风,坎代表水,离代表火,艮代表山,兑代表泽。   
八卦的“卦”,是一个会意字,,从圭从卜, 圭,指土圭。开始以泥作成土柱测日影。卜, 测度之意.。立八圭测日影,即从四正四隅上将观测到的日影加以总结和记录,这就形成八卦的图象。八卦的最基本的单位是爻(yáo),多是记述日影变化的专门符号。 爻有阴阳两类, 阳爻表示阳光,,阴爻表示月光。每卦又有三爻, 代表天地人三才。每卦的次序是自下而上的,最下一横叫初爻,中间一横叫二爻,上面一横叫三爻。
后人把“易”说成占卜术,是不准确的。“易”是在没有文字的时代,先人考察天地人世界的千年结晶。黄帝时“获宝鼎,迎日推筴”,“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木,劳动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史记.五帝本纪第一》)这就是“易”演进记载。“易”最早应用于天文历法、农业和占卜。
先人们处在天地之间,眼前是一片茫然,每天面对风雨雷电或阳光灿烂,他们要探求这个世界,看到太阳升起,大地光明,万物生长蓬勃,太阳下落,黑夜来临,周而复始,但也每时每都在变化着,出现不同的景象。有头脑的人,就以太阳和月亮来记事,并用一些东西记下每天发生的一些变化和事情,花开花落,天冷天热,昼长夜短,风雨相伴。太阳升起是一天,月亮升起是一夜,阴阳生成,太阳升起的时间是不同的,月亮升起落下变化更大,但他是有规律可循的。月亮升起变化一个周期就是一个月,花开花落,雨雪变化呈现出四季,一个四季的变化是一年,365天是一个变化周期。
那时候,人心灵纯洁,与天地自然浑然一体,能感觉到大地的温度和细微的变化。人们就是这样用观察、记事的方法来排列着世界的变化。周而复始,排列世间万物的变化规律。一般人排列,圣人归纳演绎,就画出了八卦图。
有了语言文字,人们就开始从八卦符号解释世界的变化。《易经》有一部分就是用文字解释八卦的。不过文字的解释表达这种变化。
《管子》是比《易经》更早的用文字解释“易”的变化的,虽然初始,但更接近真相。 
阴阳两仪,对立统一,是整部《管子》的方法论。不论伏羲八卦还是文王八卦,都是用“。。”、“一”两个符号来演绎,它可以是天地,是男女等等,但《管子》把它们命名为阴阳。
“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然则阴阳正矣,虽不正,有余不可损,不足不可益也。天也,莫之能损益也。然则可以正政者,地也。(《管子乘马》) 阴阳时贷,其冬厚则夏热,其阳厚则阴寒。(《管子侈靡》)“ 修阴阳之从,而道天地之常。”(《管子势》)等等,《管子》一书满篇阴阳之说。
《管子》对“易”的解读,也已经从数学入手,已经从阴阳二进制发展到十进制。从伏羲八卦的二进制数学发展到四爻十六卦,才孕育出十进制数学,“河图”、“洛书”是十进制数学产生的标志’。天干、地支、五行学说,都是从二进制过渡到十进制的过程中产生、发展起来的。《管子》书不仅有《五行》,许多篇对五行学说也有叙述。例如:《幼官》中叙述以下一系列概念:
(列表:341页)
管子 《五行》才出现金、木、水、火、土,但《幼官》已经蕴藏着丰富的五行思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它关于数的方位,与“河图”十全吻合,只是舍弃了一、二、三、四、十这五个数字而已。
    《管子幼官图》还画出一个几何图案,这个图案还有一个特色,每隔十二天安排一个节气。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三十个节气。中国西南地区彝族至今流行十月太阳历年,一年为三十属相周相对应。有人认为它是伏羲文化的重要遗留。中原地区在十二月二十四节气流行以前曾经使用过十月太阳历和三十节气是完全可能的。十月太阳历三十节气和十二月二十四节气同样是十进制数学和天文学发展的产物。
太级图是“易”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为陈抟所传,也是没有文字的史前时代流传下来的。它形象地表现了阴阳相克相生互相转化的过程。〈管子〉也用文字描述了〈太极图〉。
《管子宙合》:“宙合之意,上通于天之上,下泉于之下,外出于四海之外,合络天地为一裹,散之至于无闲,不可名而出,是大之无外,小之无内”。《管子内业》:“灵气在心,一来一逝,其细无内,其大无外,所以失之,以躁为害”。这两段话讲的是两个不同范围的问题。“宙合”讲的是客观的物质存在,“灵气”是客观的物质存在于人们意识形态,即主观的反映。一个“大之无外,小之无内”,一个”其细无内,其大无外”。二者意思完全相同,表明物质与意识二者存在同一性。
这是先秦广泛流行的学术思潮。它来水源于《易·系辞传》:“易,广矣,大矣。以言乎天地之间,则备矣”。宇宙间万事万物,从客观到主观,都包括在内了。先从圆形天象(见《伏羲易图》)的无限大说起,“以言乎远则不御”就是四面八方地向外扩展,毫无局限阻隔;然后,讲“O”以内的负无限大。“以言乎迩则静而正”。迩即近,无限地向内接近中心,是相对的静和正,前者就叫“其大无外”,或作“大之无外”;后者就叫“其细无内”,或作“小之无内”。
    《管子·五行》讲:“昔黄帝以其缓急作五声,以政五钟。……五声既调,然后作立五行以正天时,五官以正人位,人与天调,然后天地之美生。”按照五行,划一年为五个七十二日,72X5=360。这也是对“易”的再现。我们的祖先在用八八六十四卦组成圆形天象的时候,碰到了很大困难,用六十四卦占领周天360度,非要用小数不可,然而小数的概念在当时历史文化条件下还不可能出现。聪明的先人们巧妙地用上了三和五,用
“五度安排二卦”的办法,绕开了这个困难。(360÷5)X2=144。已经发展到八爻卦了。从正北0位起,沿着圆形曲线,走到正东,正好是36(二进制符号是100100),即震位。震在后天八卦次序中为长子。在长子继承权早已确立的历史条件下,“帝出乎震”成为齐国争霸的理论根据。
《管子》第一次用文字解释了“易”。
二、人之本
管子思想博大精深,但他的哲学有一个灵魂,人。只有捕捉到人这个灵魂,你才能找到打开进入管子思想宝藏的钥匙,你才能理解管子的思想为什么站得那么高,学说为什么那么博,看起来杂乱无章,实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人为灵魂,建立起了一个思想与社会的体系,并试图与天地自然对话,构建一个完整的天地人世界。
公元前685年,齐襄公亡,一场内乱之后,齐桓公即位。齐桓公要任帮助他夺位的鲍叔牙为相,但鲍叔牙却推荐险些射杀齐桓公的管子,说管子有经天纬地的才能,能让齐国成大事成大业。齐桓公设计把管子从鲁国押回齐国,拜相之后,管子写了一策《牧民》给齐桓公,上写:“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留民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齐桓公大悦,从此变法改革,开始富民强国称霸之路。
管子人生的不朽业绩是称霸,他为政40年,齐国“九合诸候,一匡天下”,成为春秋首霸,。在秦国统一六国前的几百年时间里,虽不断有诸候国相继称霸,但没有一个比齐国更霸,齐国是名副其实的“首霸”。管子的人生是称霸的人生,管子的思想是称霸的思想,管子的哲学是称霸的哲学。秦王统一中国也源于管子的理论和实践。
打破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打破旧秩序,建立新秩序,这是任何想维护旧制度旧秩序的人所不愿意见到和面对的。
管子身后150年,中国诞生了旧制度旧势力的教主孔子,他无法回避管子的存在和冲击,“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十四》)管子的功绩无法否认。“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脩》)。然而管子对旧秩序“礼”的破坏却无法容忍。
称霸的思想和哲学就是“霸道”。“霸”通“伯”,就是老大,不只是血统的“嫡”长子,而是名至实归的“老大”。世界只“一”个老“大”,就是“天”,是唯“一”的老“大”。“霸道”就是“殷革夏命”、“周革殷命”天翻地覆的革命,夺“天”命,立新“天”。
管子毫不避讳,旗帜鲜明地举起称霸的旗帜,开创“霸道”的理论。《管子.霸言》开篇说:“霸王之形;象天则地,化人易代,创制天下,等列诸侯,宾属四海,时匡天下;大国小之,曲国正之,强国弱之,重国轻之;乱国并之,暴工残之:僇其罪,卑其列,维其民,然后王之。夫丰国之谓霸,兼正之国之谓王”。霸业和王业的形势,模仿上天,效法大地,教化人心,改校朝代,创建全新天下,布列各等诸侯,使四海宾服归属,使天下及时匡正;它缩小大国的范围,纠正邪曲的国家,削弱强国的力量,使重要的国家不显重要;它兼并动乱的国家,残灭暴虐的君主,杀戮其罪魁祸首,削降其爵列等第,维护其百姓利益,然后称王其国。国家自身富强就可称为霸业,兼能匡正他国就可称为王业。
齐桓公和管仲还划出了一个底线:“尊王”。不取代西周天子,但天下要有两个王。“立有间,有贰鸿飞而过之。桓公叹曰:‘仲父,今彼鸿鹄有时而南,有时而北,有时而往,有时而来,四方无远,所欲至而至焉,非唯有羽翼之故,是以能通其意于天下乎?’”(《管子.霸形》)桓公的“能其意于天下”鸿鹄之志是“贰鸿飞”。如果齐桓公一习一意,那么中国的统一可能早于秦之统一六百年。就是在“贰鸿飞而过之”之时,齐桓公向管子请教称霸之策,管子说:“君若将欲霸王举大事乎?则必从其本事矣”。“齐国百姓,公之本也”。“王者以百姓为天”。《管子.霸言》又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
“以人为本”,原话就出自称霸的策议之中。这一思想语言的专利权,是别人不能窃取的。
接下来管子又说:“夫争天下者,必先争人。明大数者得人,审小计者失人。得天下之众者主,得其半者霸”。(《管子.霸言》)这里的“人”更进了一步,“人心”。《管子.五辅》说:“今有土这君,皆处欲安,动欲威,战欲胜,守欲固,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霸诸候,而不务得人。是以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故曰:人不可不务,此天下之极也”。拥有国土的国君,都希望平时能安定,行动有威势,征战能胜利,防守能坚固,大的想称王天下,小的想称霸诸候,却都不去争取人心。因此祸小的兵败地削,祸大的身死国亡。所以说,人心不可不经营,这是天下最重要的问题。
霸道即天道,天道即人道,人道即人心。人心向背决定称霸的成败。《管子.形势》说:“道往者其人莫来,道来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设,身之化也。持满者与天,安危者与人。失天之度,虽满必涸;上下不和,虽安必危。欲王天下者而失天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违背了道,人们不再回来;实行了道,人们不再离去。掌握了道,自身的言行就和它融合在了一起。保持强盛,就要顺从天道,安定危难,就要顺从人心。违背了天的法则,强盛的也必然衰败;君主和臣民对立,安定的也必然危亡。要想称王天下,却又违背天道,这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以往的统治者,都是从“天意”来证明统治的逻辑,而管子第一次从“人心”来论证统治的合法性。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西周王朝“礼乐”制度的根基。
称霸就要有实力。要有更多的粮食和物资,还要有更多的人口。人是当时最大的生产力和战斗力,人不但能种地收粮,还能上前线打仗。粮多人多腰杆子就硬,讲话的声音就壮。因此,争取更多的人,就是称霸最重要的条件,你吸引的人多了,也就相应削弱了别人。怎么样获取更多的人和人心,这就是人道。
今天,霸道和人道是对立的,霸道也是一个贬义词。但历史上第一次推导出人道,却是从霸道开始。
霸道看到了人的力量,看到人心的力量,要用人的力量来改天换地。人的力量第一次被承认。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三、人之欲
让我们再回到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世界是什么,人是什么,社会是什么,三者之间如何依存互动?
西方哲学是从世界是什么开始有。最早的泰勒斯说:水是万物之源。到苏格拉底才探讨人是什么,人生与的价值和意义。西方可能会有更早的哲学,但文字没有记载下来,思想就成了千万世纪远古吹过的一阵风,不知所踪,无法捕捉。
中国人不同,在没有文字的时代,他们刻下了思想的符号,并排列出数字的密码,把他们对天地人世界万物的观察和思想用符号的形式流传了下来。这就是“易”。当有了文字和方便的书写工具,记载下来的哲学,就是天地人立体的。
在探讨世界的起源时,西方的德谟克利特发明了原子论。世界是由很小很小的原子组成的。罗素又认为世界是由许多事物组成的,但事物并不是构成世界的基本要素。世界的基本要素是事实,事实是也是原子,也可称作逻辑原子。世界也是由事实原子组成的。维特根斯特进一步说:“原子事实是构成世界的基本单位”。
在管子看来,世界、社会是由人组成的,每一个人,也是“原子”,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但是人不只是物质的人,人还思想,就构成了意识的世界,社会是物质世界和意识世界的结合体。因此,管子早早地就哲学的探视镜伸向人的内部,注入人的心灵。《管子.权修》说:“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人者,身之本也;身者,治之本也”。
人性的研究是哲学的内容,同是儒家,孔子性本善,荀子性本恶。休谟说:“历史的主要功用,只在于使我们发现人性中的恒常的普遍原则”。
人性的善恶之分后,管子进一步前进,抓住了人的本性:欲。
经营人心就要顺从满足人的欲望。《管子.牧民》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危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政令能够推行,在于它顺从民心;政令所以废驰,因为它违背民心。老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们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老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们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老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们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老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们就要使他们生育繁衍。能使老百姓安逸快乐,他们就会任劳任怨;能使老百姓富足显贵,他们就会能容忍暂的贫贱;能使老百姓生存安定,他们就会为些赴汤蹈火;能使老百姓生育繁衍他们就会为此献出生命。“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
管子认为,人的情欲是自然属性,“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管子.内业》)“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管子.水地))人是由气水之化合而生,而天地气水皆是由道产生的,故人在本原上也是由道产生形成的,道是“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管子.内业》)的本原。“道者,诚认之姓也,非在人也.”(《管子.君臣)上)人的饮食男女喜怒哀乐等生理心理自然属性,莫不由道而成。道之在人者心也,心的属性 体现着道的属性。“人情不二,故民情可得而御也。”(《管子.权修》)人情是由人的九窍五虑感知外物反映于心而产生的,九窍五虑受心的支配,所以人情特征是道之于人的具体体现。人情的统一特征是什么?管子说:“凡人之情,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此贵贱之所同也。近之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管子.禁藏》)“民之情,莫不欲生而恶死,莫不欲利而恶害.”(〈管子.形势解〉)趋利避害、欲生恶死,是人情的基本生理心理倾向,这种倾向是人类所共同具有的自然属性,它不因时空的变化而转变,也不固贵贱的差别而不同。
到了十九世纪,德国哲学家叔本华阐述他的意志论,认为意志就是求生存的意志,包括两个方面:追求个体生命的保存,延续个体生命而繁衍后代。生存意志是一切事物的本质和核心,人的行为受意志的驱使,是人求生存意志的外化和表现。叔本华之后,费尔巴哈也说,人的本质就是感情欲望,而人的基本欲望就是追求幸福,意志只是在追求幸福的意义上才是自由的,它服从追求幸福的必然性,追求幸福的欲望也就是“绝对命令,是一切道德行为借以表现的自然基础。这时,西方才有了人欲的哲学。
四、物之轻重
管子在发现人欲之后,还发现这些欲都是物欲,人的欲望都体现在物之上。因此,从民欲,就要满足他们物的追求和欲望。“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危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
为此,管子提出并实施了一系列顺民、利民、富民的主张和措施。西汉刘向奉旨校订《管子〉其序言写道:“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旨要。”安民是〈管子〉一书的主旨。
    爱民:“桓公问曰:‘寡人欲修政以干时于天下,其可平?’管子对曰:‘可。’公曰:‘安始而可?’管子对曰:‘始于爱民。’”(《管子·小匡》)。
利民:“众者爱之则亲;利之则至.故明君设利以致之;明爱以亲之。徒利而不爱,则众至而不亲;徒爱而不利,则众亲而不至.”(《管于·版法解》)“得民之道,莫如利之.利之之道,莫欲教之以政.”(《管子·五辅》)。“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
富民:“凡治国之道,必须先富民.民富则易泊也,民贫则难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乱国常贫。”(《管于·治国》)
爱民、利民、富民,就是为了吸引各诸候国的移民。如何吸引人民?《管子.牧民》开宗明义:“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
为了“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实施了中国第一次土地改革。《管子.乘马》载:“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民乃知时日之蚤(早)晏,日月之不足,饥寒之至于身也。是故夜寝蚤(早)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故不均之为恶也,地力不可竭,民力不可殚。”管子“均地分力”政策,可以说是我国古代第一部“土地改革法”。是中国经济上的一次深刻改革。
西周春秋封建领主制时代,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权都属于周天子。这种所有权是在同姓和异姓贵族中按等级分配的。贵族的领邑建立在农村公社的残骸上,贵族领主在其领邑中不但拥有实际的土地所有权,而且实行政治上的统治,可以置官属、养私兵、设刑戳、收族党,同时拥有大片自营地“公田”和各项设施。在领邑中的劳动者庶民,实际上人身依附于领主的奴隶,在经济上与领主相互依存,形成封闭的经济实体。起源于农村公社的井田制已蜕变成贵族领主的授田制。农民从领主那里领到一块分地——“私田”和宅圃,用自己的农具在实际上归他们使用的田宅上种植粮菜桑麻,并在村社的公有地上放牧、渔猎,形成其相对独立的私有经济。农民必须首先在领主的“公田”中完成各种劳役,这是由农村公社公积劳动演化而来的徭役劳动,实质是封建劳役地租。由于单个家庭经济力量不足,还流行着“耦耕”等农村公社换工协作的遗俗;家庭生产不能自我满足的需要,则可从领邑内部的劳动分工中求得解决。《逸周书?大聚》谈到周代的乡邑,“兴弹相佣,耦耕俱耘。男女有婚,坟墓相连,民乃有亲。六畜有群,室屋既完,民乃归之。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畜百草以备五味。立勤人以职孤,立正长以顺幼,立职丧以恤死,立大葬以正同。……山林薮泽。以攻其利。工匠役工,以攻其材,商贾趣市,以合其用。……分地薄敛,农民归之。”又据《盐铁论?水旱》载:“古者干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田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这些均可视为对封建领主制时代贵族领邑内部劳动分工和自给自足生活的一种模糊的、诗化的回忆。
此前的“井田制”是把奴隶集体绑在土地上,集体耕作,收成全归奴隶主。随着铁器等使用,一些人就到偏僻的地方开垦私田,奴隶就跑了。管子主张按土地的好坏,经过公平合理地折算后,直接分给农民耕种,变集体劳作为分散的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通过分户耕种,自主经营的方式,农民不但不会跑掉,而且一家老小都会努力耕作,忘我劳动,改变了过去那种“不告之以时而民不知,不道之以事而民不为”的消极被动状态。
土地原先是归贵族所有,农民将收成直接交给贵族。土地分到户之后,贵族们如何生活?管子又实施“相地而衰征”,变租为税。管仲分田授田及“相地而衰征”的政策,吸引大量农民从各国奔向齐国,“而民归之如流水”,使得这个偏于东隅的夷蛮之地迅速兴旺起来。晏平仲回敬楚王说:“临淄三百闾,张袂成阴,挥汗成雨,比肩而在”(《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人口众多”成为国家兴盛的标志。管仲相齐,“参其国而伍其鄙”,“制国以二十一乡”(《国语?齐语》)。乡以2000家,凡4.2万家;鄙有五属凡45万家,国鄙合计49.2万家。史家大抵受李悝“一夫挟五口”(《汉书?食货者》)的影响,每遇人口估算,传统地以五口之家计,于是齐有246万人。金景芳《中国奴隶社会史》统计的数字。而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数字。《战国策?齐策》引苏秦语:“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以二十一万矣。”苏氏并非毫无根据的虚夸,否则齐王不悦致无游说之功。设男女之比大致相等,则户不下六人。又《周礼?地官?小司徒》:“上地家仁人,可任也者三人。”《汉书?食货志》:“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卜二人。”故户取三人(男子)必有八口之家存。《孟子?尽心》上:“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而据《管子?揆度》篇所言,户可达10人。今按户七口计当不失慎重。于此,齐49.2万户凡344.4万人,近350万之数。这只是桓公称霸前的大致情况,以后增长可能更快.又据诸侯兵卒数日推测战国人口总计不下 3200万。也就是说,齐国人口占了诸候各国总人口的10分1。
齐国轻税,国家费用从何而来?管子实施“官山海”,盐业和制铁业国家专营。农业之外还发展工商业,设立市场,就有了交换,有了货币,有了价格,有了消费,有了国际贸易。“地者,政之本也。朝者,義之理也。市者,貨之準也。黃金者,用之量也”。(《管子.乘马》)一步步推进,在富民强国的道路上,管子写出了“轻重”十九篇,另有权修、乘马、治国、禁藏、入国、问等篇目,都是论述经济的,经济的逻辑和实践成就人类第一部经济学著作。
对于管子的经济学,轻利的孔子儒家不屑一顾,特别是儒家被树为正统之后,经济之道、科技之道都被抛弃。中国的古老经济学也就被忽视了。
十九世纪末,西方诞生了马克思。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和总。马克思写了《资本论》首次建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提示了商品的二重性,进而发现了生产商品的劳动本身的二重性。他认为这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凡是古典经济家看到物与物之间关系的地方,他都提示了补物的关系所掩盖着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在马克思赋予经济学以哲学的灵魂之后,也就打开了我们理解管子经济学的一扇关闭已久的窗户。管子就是从人欲人性这扇窗进入经济学的世界的。
五、破周礼
从人欲出发的一系列举措,管子在齐国创建经理理论和实践体系的同时,新的行政体系也得以创建,打破了西周的礼制。
齐国土地改革吸引来了大量移民,在兼并的战争中也得到人民拥护。在最近的中国革命战争当中,共产党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吸引工农群众参加革命队伍,最终取得全国的胜利。齐国土地改革的力量可以回望。
大量的移民来了,来自四面八方,首先要让他们住下来。以前这些移民是按照氏族而住的,现在肯定不能以氏族而住,管子就以职业士农工商而划分居住。“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不可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乱。是故圣王之处士必于闲燕,处农必就田野,处工必就官府,处商必就市井”。(《管子.小匡》)
新居住关系就不是血统的氏族关系了,如何体制领导?管子提出了“叁其国而伍其鄙”(《国语·齐语》)即“三分国都以为三军,五分其鄙以为五属”的制度。其内容为“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土乡十五。”十五个士乡又分为三部分,这叫“参其国”;把原来的“鄙”划分为五个属,叫做“伍其鄙”;“乡”和“属”的下面又各有四十等级,都分别设官治理.使其“定民之居”和“成民之事”(《国语·齐语》)。土地、税税、瑶役、兵役、教化等都落实在在这种行政管理体制之中。
    在这个基础上,管子又采取了“作内政而寄军令”的措施,即把十五个士乡内每五个士乡为一帅,有一万人,由齐君率五乡为中军,两个上卿各串五乡为左右军,是为三军。同时,把“轨”、“里”、“连”、“乡”的政治组织形式和“伍”、“小戌”、“卒”、“旅”的军事组织形式统一起来,加强了国家对常备军的控制。在这种军政合一的形式内,“轨”中的五家因世代相处在一起,公社的活力仍然继续着,即“夜战,声相闻,足以不乖;昼战,目相见,足以相识”。因为利害福祸相同,所以“守则同固,战则同强”。管子利用公社残留的血缘宗族关系的力量,实现建设一支能“方行于天下”、“莫之能御“(以上均见《国语·齐语》)的
武装力量,为后来的争霸战争做了准备。
    新的体制下,官吏怎么选,怎么任?管子还规定,国中有”慈孝于父母,聪慧(惠)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国语·齐语》),由乡长推荐,试用为官。试用称职的,正式委任为吏。任官称职的,要过君上当面审核,才能令他协助上卿治理政事。这就是“乡长所进,官长所选,公所皆相”(《国语·齐语》)的选拔人才的三选制。这种三选制,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过去的世卿世禄制,为下层士民进入仕途开创了条件。
如此,西周那套严密的世袭礼制就不复存在。这可是大逆不道,是对西周王朝和制度的直接威胁。
一直以来有一个观点,认为管子官山海的经济政策也好,法制制度也好,行政体制也好,都是中央集权的,是专制的。特别是户籍管理制度比现在更为严格,人民根本没有自由,居住没有自由,出入没有自由。比如《管子.八观》说:“入州里,观习俗,听民之所以化其上,而治乱之国可知也。州里不鬲,闾闬不设,出入毋时,早晏不禁,则攘夺窃盗,攻击残贼之民,毋自胜矣。食谷水,巷凿井,场圃接,树木茂,宫墙毁坏,门户不闭,外内交通,则男女之别,毋自正矣。乡毋长游,里毋士舍,时无会同,丧烝不聚,禁罚不严,则齿长辑睦,毋自生矣。故昏礼不谨,则民不修廉;论贤不乡举,则士不及行;货财行于国,则法令毁于官;请谒得于上,则党与成于下;乡官毋法制,百姓群徒不从,此亡国弑君之所自生也。”。闾门内外不能随意交往,男女之间也有界限。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行政户籍管理是有点专制严格,出入都有登记。但是如果对比西周的礼制,这时的人是不是自由了?
以人为本,管子平分土地给人民,这是让人民在经济上获得了平等和独立,而行政体制的改变也使严格氏族礼教控制下的人获得了人格的解放。另外,我们还应承认,管子“寄军于政”,行政体制也是一种军事编制,管理的严格是必然之事。
维护西周分封周礼的儒家批评管子集权专制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情。
六、立法制
管子创立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国至今还在使用。即使是汉统一之后,虽然灭秦,后来又尊孔,但毕竟没有回到西周封建的分封制,而是沿袭了秦朝大一统的郡县制。但是现在的中国人有多少人记起是管子创建了这套行政体制呢?
在中国思想史上,管子的经济学是超人学说,同样,管子的法学思想也是超人的思想。它们就像天外来客,难以想象是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生长出来的。因此中国的经济学和法学都是近代的泊来品。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周礼之中,贵族、平民、奴隶,君臣父子,关系非常明确,生下来就命中注定了,不要不服命,不要有僭越的非分之想。可人是有欲望的,欲望是天生的,不是周礼所能控制抑制的。欲望暴发,世界就乱套了。子弑父,臣弑君的事不断出现。权欲、物欲、情欲,就像洪水猛兽。周公设计的一套人类理想范式根本行不通,不能维持下去。
管子从民欲的一系列改革,打破了周礼的体制,但人欲也不能无限制地膨胀,也要有所节制。齐国人分到土地,经济上平等独立,行政上也脱离了氏族的控制,但必须建立一套新关系,人与人之间,人与政府之间,经济上的关系,从属上的关系,都要建立一套新关系。管子开始了立法。
法跟礼根本的区别是,礼是等级,不平等,不可逾越。法是平等的关系。人有尊贵卑贱,什么时候都不可能完全平等,但是在新的经济关系下,在新的体制关系下,尊贵卑贱是可以变化的,这是机会的平等。
雅典梭伦改革,打破了世袭的贵族等级制度,确立财产等级制度。在雅典公民中推行以财产为依据、划分等级的改革。把雅典所有的公民按财产多少划分为四个等级。财产越多,等级越高享受的权利越多,应尽的义务也越多。虽然也是等级制度,还是不平等,但世袭贵族等级是不可改变的,而财产等级制度是能够改变的。人可以在新关系中,凭着个人的能力和努力,走到更高的一个等级上来。相对于世袭的等级制和周礼制度,这就是平等。追求更高的等级,也是人的欲望。平等还有公平,机会平等就是公平。周礼抹煞了这种欲望,管子复活了这种欲望。贵族是反对管子的这种改革的,它触动了他们的既得利益。但贵族毕竟是少数,贵族中也有分别,低级的也想走到更上一层级,他们也成了改革的拥护者。当然那些平民奴隶就更要拥护改革。反对改革的就只有极个别的最高当权者。齐桓公支持管子改革,因为他也想当天子,他还想到取代西周天子,但他要平起平坐。
管子就是在这样筹划中争取到了人心,争取到了大多数。
新的关系是什么?是“法”。中文的"法"字古体写作"灋"。根据东汉许慎所著《说文解字》一书的解释:"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这里非常贴切形象地道出了“法”的本意。 “平之如水”就是平等;“触不直者去之,从去”,就是去不平等的周礼。这就是法和礼的对立,也是儒法两家对立的根源。
管子从人的社会属性来解释社会和国家起源,为法建立理论根据。《管子.君臣》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是故道术德行,出于贤人.其从义理,兆形于民心,则民反道矣。名物处,是非分,则赏罚行矣.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是故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管子完整的国家社会起源论,从人类自身行为的发展论证了文明的国家社会产生的原因和目的,指出了社会组织及运行体制的道术德行义理,是由智者贤人所创建的。人类是生存于按照一定的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而创立起来的有机社会组织之中,社会中的人们具有上下有别、贵贱有等的社会关系,人们的行为必须遵循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的原则。特别是管子第一次提出“民体以为国”,颠复了以往国家“天命”和君权神授的国家理论。
    人类社会关系的是由法展现出来的。管子对于法的认识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法指的是遍存于整个社会领域之中的纲纪规范,狭义的法专指国家的法律法令。管子说;“法出乎礼,礼出乎治,治礼道也,万物得
治礼而后定.”(《管子.枢言))“所谓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此先王之所以一民也.”(《管子.法法))“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乎道。”(《管子.心术)上)因此,“法者,天下之至道也,圣君之宝用也。”(《管子.任法))人的行为方式及特征,不仅要符合于社会的制度,而且要符合于法律及礼义道德等社会规范。“仁义礼乐者,皆出于法”之后,管子的礼乐与西周的礼乐已经完全不同,这里的礼乐是由法制定的,不是世袭封建的。
管子也确立和维护君主在国家社会中的地位,但君主的行为也要符合法要规范。君主应当“法天合德,象地无亲,参与日月,佐于四时,悦众在爱施,有众在废私,召远在修近,闭祸在除怨,修长在乎任贤,安高在乎同利。”(《管子.版法))同时,君主还要“明于治乱之道,习于人事之终始者也。”(《管子.正世))“立政出令用人道,施爵禄用地道,举大事用天道.”(《管子.霸言》)君主的自身品性要具有如同天地所体现出来的道的属性,“予而无取”“天地之配”,“行天道,出公理”。(《管子.形势解》)君主具备了“如地如天,何私何亲,如月如日,唯君之节”(〈管子.牧民〉)的特性。那么,它所制定的社会之法才能有依据合于道。
    管子的法也体现了社会等级和人的差别。人是平等的,但也必须承认人的差别。等级制是人类社会组织体制的重要特征。“神圣者王,仁智者君,武勇者长,此天之道,人之情也。天道人情,通者质,宠者从,此数之因也。”(《管子.君臣〉)人们之间不同的社会地位也决定了人们之间社会职能的差别。
所以,人必须守法遵法。法律体现了国家和君主的意志。“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管子.版法解》“天覆万物,制寒暑,行日月,次星辰,天之常也,治之以理,终而复始.主牧万民,治天下,莅百官。主之常也,治之以法,终而复始.”(《管子.形势解》)法律取法天道依据于道而制定的,体现着道的绝对性和永恒性及普遍性.故“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明是非也,百姓所悬命也.”(《管子.禁藏》)“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世之仪表也.”(《管子.明法解》)“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度也,谓之法。”(《管子.七法))“故圣君设度量,置仪法,如天地之坚,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时之信,然故而民从之。”(《管子.任法》)法律是规范制约人们行为保证社会运行的手段的措施.‘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上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君一置其仪,则百官守其法,上明陈其利,则下皆令其度也.”(《管子.法禁》)“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之大治。”(《管子.任法》)因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在自身的行为中遵守君主制定的法律,“以法制行之,如天地之无私也.是以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皆虚其胸以听于上.上以公正论,以法制断,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管子.任法》)
管子的在经济、行政、法律方面的改革,极大地颠复了西周王朝的礼制,成为后来各诸候国强国称霸的模式。法家首先在诸候王之间产生了。
18世纪法国的孟德斯鸠在摆脱宗教的桎梏时,也是拿起了“法”的武器,被称为政治科学的先知。孟德斯鸠说:“自由就是做一切法律许可的事的权力”。他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酷刑,认为刑罚必须有教育意义,舆论可作为反对犯罪的工具。这些理论的提出.不仅是对残酷的封建刑法的批判,也为新兴资产阶级关于人身、财产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提供了法律论据。成为资产阶级法学理论的奠基人。孟德斯鸠最卓越的贡献是他对未来资产阶级国家制度的设想和法学理论的阐述。他把国家的政体分为共和、君主和专制三种,共和政体是“德行”,但做不到;专制政体是“恐怖”,必须坚决反对;只有君主政体是一种最理想的制度。只要有法可循,君主依法行事,就可以达到“政治自由”。他认为,要实现君主立宪政体,必须建立一个“三权分立”的政府。
管子的“法”有其不小的局限性,但是在孟德斯鸠之前很少有人达到他对法的认知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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