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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天

找到人类现存第一部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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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明天:自称找到人类现存第一部书的人。北京大学国家软实力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深圳商报记者、财经作者。著有《郭台铭与富士康》等20余部专著。原创文字“手抄报”微信公众订阅号为:shouchaobao1,欢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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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财政危机能引发法国那样的大革命吗  

2012-05-08 09:33:41|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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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财政危机能引发法国那样的大革命吗?
徐明天
经济危机是政治危机的导火索。
法国人在巴士底狱庆祝奥朗德当选,让220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回到人们记忆中。
220年前的法国是一个什么样子?为什么会爆发大革命?
有人说,“繁荣之下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法国著名的大革命史专家马蒂厄曾有过如下颇有见地的断言:“这次革命并非爆发在一个贫穷的国家里,反而是在一个正在极度繁荣的国家里。贫困有时可以引起骚乱,但不能造成伟大的社会激变。”
18世纪后半期,法国的现代工业已开始起步,其标志是手工工场的集中化与新技术的采用。在此期的法国,手工工场的集中化在纺织业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手工工场大多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而且从业人员也有了大幅度的增加。在工业发展有目共睹的同时,法国的对外贸易也有了长足的进展,仅次于英国而居第二位。而这一发展还促使马赛等许多沿海港口城市趋向繁荣。此外,工商业的发展还导致了金融信贷的勃兴,银行数目急剧增加。至于在农业生产方面,在普遍的封建所有制和广泛的落后农耕方式之中,也冒出了一些新式农业的胚芽。一些农民通过租地或买地扩大经营,雇佣日工、短工,进行商品生产,成为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而在巴黎附近、法国西北部以及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区,甚至还出现了若干产量最高、最为市场化的资本主义式农场。
经济繁荣为什么引发革命?
因为钱再多也不够花的。大家都记得并常常提起那个皇帝路易十五。他的名言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路易十五在位期间过着穷奢极欲的腐朽生活,多次把法国拖入对外战争,并在这些战争中连吃败仗。为了在国外进行的数场战争、向王公显贵支付名目繁多的赏赐金或恩给金,以及政府部门的日常开销等,王室政府的财政已陷入捉襟见肘的境地。过度消费,法国横征暴敛,赋税制度让国人愤恨。
“旧制度”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教士是第一等级,其次是贵族,最后是所谓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其人口占法国总人口的98%以上。正如法国大革命史专家伏维尔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等级制度远不是纯粹的表面现象,“特权者”一词很好地表达出了个中意味。税收特权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可谓最为明显的例证。
路易十六一直尝试进行改革,他起用杜尔哥和内克。杜尔哥,主张包括特权阶级在内的一切等级均需纳税,取消了宫廷中的一些高俸而清闲的职位,压缩了王室的开支,并且还制订出了一整套节支的制度。由于这些改革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两人相继被免职。
内克的继任者卡隆上台之初,为了取悦王后,笼络王公显贵,一度采取了与内克截然相反的方法,即提倡奢侈与挥霍。其间,他为宫廷人员偿还赌债,增加他们的年金,力图以阔绰的假象抬高王室的威望。与此同时,他也寄希望于通过挖运河、建港口、修道路等手段来刺激经济,增加财政收入。然而,到了1786年,迫于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卡隆也不得不效仿杜尔哥、内克,开始考虑改革财政制度,其中包括也向特权阶级征税。为了使自己的改革方案能够付诸实施,他召开了“显贵会议”,“显贵”们既然是特权阶级的成员,他们对这一改革的态度也就可想而知。果然,在1787年初召开的“显贵会议”上,与会者对卡隆的方案予以强烈反对。更有甚者,他们还迫使国王解除了卡隆的职务。
皇室和特权阶层的挥霍无度,带来财政的危机,也带来社会的贫富悬殊和对立。因为人民必须付出更高的赋税来满足当权者的挥霍。诚如马蒂厄指出的那样:“社会激变往往是起于阶级间的不平衡。”虽然“旧制度”末期法国的国家经济正在发展,但社会阶级间的不平等和广大下层群众的贫困却依然如故,甚至愈演愈烈。而这一切将使得革命不可避免。换言之,如果说“贵族的反叛”昭示着法国专制王朝危机的加深,那么来自第三等级的不满与反抗则对专制王朝形成了更大的冲击。
然而当权者即使面临危机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利益,而是更多的攫取利益,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在国家经济处于发展和转折的过程中,由于贵族往往习惯于依靠租金过日子的懒散生活,较之积极而富有进取心的资产阶级,他们自然而然处于相对的衰落之中。不过,对于这种总体性的衰落,就整体而言,贵族的反应似可用“强硬”两字来形容。于是,就出现了伏维尔所注意到的这样一些场景:领主设法翻新“地籍”登记册,以图更为严格地征收那些古老的捐税。而与这种领主反动相呼应的是国家和社会结构层次上的“贵族反动”。在18世纪,随着时间的推移,贵族的垄断地位反而更为强化了。一些法令封闭了平民获得某些军衔的道路,强化了贵族对陆海军的垄断……
专制强权的路易十四在位整整72年,昏聩无能的路易十五竟也在位59年,而温和善良、愿意改革却又十分软弱的路易十六,历史留给他的时间竟只有15年!他要通过财政改革取消上层阶级的财政特权,但却再也不能阻止革命的爆发。
1787~1789年的法国,农业连续歉收,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粮食短缺。与此同时,工业危机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急剧上涨和1786年英法通商条约的生效而加剧,导致大批法国企业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巴黎本地的情况更加严重,1788年12月有8万人失业,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从贫困的农村地区涌进巴黎,城乡下层居民大都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积累起来的经济病和社会不满情绪为当时即将召开的三级会议带来不祥的兆头,终将导致严重事态的发生。
1789年7月14日,巴黎市民攻克巴士底狱的当夜,当路易十六听到消息时询问身边的廷臣昂古尔公爵:“这是一场叛乱吗?”昂古尔回答:“不,陛下,这是一场革命。”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设在大革命广场(今协和广场)的断头台。如果不是发生民众暴动,法国完全可以像英国那样逐步地建立起立宪君主制度,走上宪政之路。但遭受压迫剥削太久的法国人此刻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待,他们把积累了一个世纪的仇恨毫不留情地全部倾泻到了可怜的路易十六头上。
2009年,法国大革命220年之际,《南风窗》杂志从财政危机的角度探讨了法国大革命的根源。
“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制度下,财政都是个大问题。财政、税收实际上是一国政治的全部经济内容,它与市场经济制度的作用发挥、国家自由民主制度的构建、人民的主人翁地位的确定、现代法治的形成等几乎所有的国家大事都密切相连。因为向谁收税,收什么税,收多少税,怎么收税,公共资源的配置方向和数量界定,税收、预算权如何分配,如何决策,通过什么程序决策等等,根本就不是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关系到宪政、民主、法治的政治大问题。既然是大问题,它显然不能仅仅依靠“税种设置”、“税率调整”、“费改税”之类的具体措施来解决,而是要在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重新划分各级政府的事权、财权、税收自主权和预算决定权,构建财政民主制以体现宪政民主的经济内核,真正实行纳税人对政府财政活动的直接监督等方面进行实质性的全方位的彻底革新,舍此没有更好的出路。当年路易十六就是因为看不到财政问题之“大”,不具备解决大问题的大思路和大策略,所以才失败,大革命才会发生。这条历史的经验极其重要,对于那些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社会改革来说,足资借鉴”。
中国今天的财政危机和矛盾已经非常突出,政府官僚体制庞大需要供养,官员“三公消费”得不到遏制,政府投资债务沉重,特权阶层对人民的剥夺日益严重,税赋沉重愈加,贫富悬殊失控,改革停止不前。
中国的富人们和官员们已经大规模移民,他们害怕中国会来一次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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